□ 通讯员 郑学富 文/图

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是明清时期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一条生命线,南粮北运全靠运河一脉。但是在运河沿线水盗时常出没,严重威胁漕运的安全,如何确保漕运安全畅通便提到了历代王朝议事日程。从京杭大运河台儿庄段的三处历史遗存,可窥历代王朝是如何强化京杭大运河漕运安全的,既有官方组织,又有民间帮会,也见证了运河漕运的兴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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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设立运河防务碑威慑盗匪

2003年,在京杭大运河台儿庄段下游的黄林庄出土一通碑刻,名为“运河防务碑”,现此碑立于台儿庄运河南岸的运河公园内,并建有碑亭。从中可看明王朝为保障运河漕运安全的良苦用心。

我国漕运起源很早,秦汉就已有之。到了明代,运河漕运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开会通河以后,依托京杭大运河将元代以来的海运改为漕运,在京杭大运河沿线设淮、徐、临清、德州等粮仓。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由淮安至徐州,徐州至德州,德州至通州,节节运送,每年四次。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成化八年(1472年)始规定岁运四百万石的常额。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可见京杭大运河在漕运中的重要作用。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处于鲁南的泇运河开通,经韩庄微山湖湖口,东出经良城、万庄、台儿庄等地,过泇口镇会合泇、沂诸水,南下到邳州直河口入中运河,全长260里,避开了徐州附近黄河、吕梁二洪之险,三分之二漕船改行泇河,每年过往漕艘达8800余艘。明朝河道总理(官名)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担,以资京师,为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足见该段运河的历史地位和经济作用。

明朝极为重视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运输,加强了漕运的组织与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持。后来为强化沿线治安,废除漕运使,设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年)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12.76万人,运船1.17万只。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明代的漕运遂成定制,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半壁江山。

泇运河开通以后,促进了漕运的发展。但是沿线治安状况堪忧。从微山湖湖口至江苏骆马湖这段运河,由于地处鲁苏两省交界区域,行政管理交叉,容易出现空白地带,一度盗匪横行猖獗,官船和商船经常受到抢劫。为加强这段运河的管理,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峄县设管河县丞一员,在台儿庄设闸官署。次年,扬州道在台儿庄设巡检司,领韩庄至邳州运河段260公里之河务,兼理地方治安。到了明朝末年,尽管崇祯皇帝很勤奋,但是“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各级官吏贪污腐败严重,漕运陋规甚多,各种税费多如牛毛,无疑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船民不堪重负,以至于闹漕、哄漕、哄仓、抗粮事件层出不穷。运河漕运伴随着明朝末年风雨飘摇而黯然无色。面对各地蜂拥而起、威胁皇位安稳的农民起义,明王朝已经无力镇压,更顾不上运河上的毛匪小盗了,所以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二月,由钦差督漕御马监杨疏名报经朝廷批准,在运河漕运防务重地台儿庄立下一通“运河防务碑”,其主要目的是震慑运河沿线活动频繁的“土寇水贼”,以期扭转漕运治安混乱的局面。

运河防务碑碑高2.68米,宽1.18米,厚0.35米。立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二月,碑额雕龙,其中半个“聖”字清晰可辨。自唐开始,凡由皇帝下令或朝廷批准建立的碑、坊、庙、祠等,皆书“圣旨”于其上。内容为地方官吏呈朝廷奏疏及其批复,记录了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影响下,沿河一带农民、船夫揭竿而起的情况,以及地方官吏采取的防备措施等内容。大意为:在京杭运河淮阳所属,大约南自清河县起北至台儿庄止的三百余里地域,尤其是黄河、骆马湖一带,“民穷盗起”,数以万计的“土寇水贼”布满河湖,昼夜活动,干扰过往官商市民,经常劫掠官银船只,对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这一咽喉要道及过往船只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保障连接南、北二京漕运的通畅,维系水路治安,建议朝廷尽快铲除漕河上的这一大隐患,允许建立行之有效的防御体系。可以在黄河、骆马湖一带运河沿岸修筑墩台,上架鸣钟报警,一台鸣钟,声闻左右,依次相鸣,众兵可以立至,联合抵御。

到目前为止,在京杭大运河沿线,尚没有发现第二个运河防务碑。可见,台儿庄在明朝已经是运河漕运的枢纽和货物集散地。运河防务碑也是京杭大运河上遗存的重要历史文物,为研究运河文化、漕运经济以及明朝末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吏治和社会现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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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设三品参将兼管漕运安全

在台儿庄古城内有一处重要遗址:台儿庄参将署(当地老百姓称“大衙门”),这是一座三品官的官衙。清王朝之所以在一个镇级单位设置三品将官,就是因为台儿庄是南北漕运的枢纽,参将有兼管漕运安全之责任。

在清朝,运河漕运成为南北交通的干线,京城的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八旗官兵的粮食供给,全靠运河漕运。漕运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7000万两白银,漕运实现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曾任职翰林院、担任浙江巡抚的范承谟在《请改折漕粮疏》中云 :“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所以清代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运河河道的治理和沿线漕运的管理。

清代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押运,原为粮道之责,后选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后因官卑职微,仍由粮道押运。领运官,由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人一名随帮效力。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督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由于明末留下的治安隐患,中运河一带盗匪经常出没,杀人越货,抢劫商船。据说,顺治皇帝继位后,令江南织造局赶制了两套龙袍。运送途中,在台儿庄以西的德胜闸遭到土匪抢劫。这一抢劫龙袍案,震惊朝野,从此,朝廷对这一带的河道安全异常重视,在台儿庄设立闸官署和参将署,委派正三品参将负责防务。清代的参将为副总兵,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要比峄县七品县令高出许多级别。清朝时期,台儿庄仅是一个镇级建制,隶属于兖州府峄县,朝廷为何在此设立三品大员的官衙呢?自运河改道由此南下之后,台儿庄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土围子”一跃成为运河沿线的重镇,成为南北漕运的枢纽和水陆码头。台儿庄运河漕运因“康乾盛世”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沟通苏鲁豫皖乃至江淮浙沪地区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人流、物流空前活跃。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多达数万,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各地商人纷至沓来,云集于此,置产兴业。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数不胜数。河道舟楫如梭,帆樯如林,街巷丝竹不绝,夜不罢市,一派繁荣景象。当时台儿庄在运河漕运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台儿庄区志》载:“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沂州(今临沂)镇标前营分守峄县、台儿庄地区。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是营驻守台儿庄,改为台儿庄营,始设参将署,隶属登州镇。1723年(雍正元年)改属兖州镇,为绿营军编制。1735年(雍正十三年),台儿庄绿营定制参将1员,守备1员,千总两员,把总4员,外委把总3员,马兵126名,步兵234名,分别驻守台儿庄、峄县城以及韩庄运河各闸。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台儿庄营撤销。”清光绪版《峄县志·官署》载:“参将署,在台儿庄大街。总兵行署,在参将署右。守备署,在参将署左。”参将署,在台儿庄俗称“大衙门”,位于大衙门街西段路北,箭道街南段路西,坐北朝南,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分四进院落,从大门向北以此为前堂、二堂、大堂和后四合院。官衙富丽堂皇,十分威严。

清朝初年,参将在运河漕运的治安管理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一些盗贼河匪望风而逃。可是到了清朝末年,由于台儿庄运河沿线各闸驻军军饷宽裕,常有盈余,官兵日子过得富足滋润,以致染上了华靡奢侈、骄横懒惰之风,经常与地方富豪士绅饮酒作乐。长此以往,军容不整,军纪松弛,战斗力下降。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沿河驻军望风披靡,屡战屡败,能征惯战的将领很少。但是也有出类拔萃者,如驻守台儿庄的参将梁恺就是一个勇武善战之将。《峄县志》载:“梁参将恺,当逆氛披猖,军心涣散之余,独能奋其材武,却巨寇而保危城,亦可谓庸中佼佼者也,其当官行事,诸长老皆能言之。”梁恺,字乐只,甘肃皋兰人。少年时期就沉着勇敢,胸怀大志。参军从武后,英勇善战,军功卓著,被逐级提升为参将,投效到山东军营。山东巡抚文域因为境内盗匪猖獗,正在寻访良将,梁恺到来,他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立即委以重任。

运河北岸的底阁,道路四通八达,最适合土匪流窜藏匿。一些土匪以此为据点,活跃在运河两岸袭扰漕船,抢劫漕粮,打家劫舍。当梁恺得知有几股土匪在底阁聚会、谋求合作的情报后,便率亲兵百余人前往抓捕。他单枪匹马于众人到达之前进入底阁,众匪正在聚餐豪饮,闻知梁恺单骑闯营后,大惊失色,慌忙披甲执兵,蜂拥而出。梁恺以晓以大义,怒斥其祸害国家和百姓的不法行为,声色俱厉。众匪徒被梁恺的大义凛然所震慑,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梁恺单枪匹马收降土匪的义举被清光绪版的《峄县志》收录,被当地人争相传颂。

河北黄冈人刘志和曾担任台儿庄营参将,才能武功虽然不及梁恺,但是办事勤奋,雷厉风行。他上任后,招募练勇100余人,合上旧部200人为一营。刘志和亲自训练士兵,个个勇猛,以一当十。境内只要有土匪滋事,抢劫漕船,刘志和亲率士兵飞驰搜捕,往往克获。当时,匪首阎光太、李兴叶最为凶悍,聚众数百人,皆剽悍能战,运河上的官船和商船常常遭其抢劫,极大威胁运河漕运的安全,官府屡捕不获。刘志和与徐州府官兵联合围剿,追至邳县朱家场,众匪蜂拥而出迎战,官兵前后夹击,大破土匪,擒获首领70余人。此后中运河和台儿庄运河一线趋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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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镖局名震沪杭

运河漕运的安全,仅官方的治安防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民间镖局应运而生,当时的台儿庄城内谢家镖局最为著名。谢家镖局,是以水上走镖的一家镖局,常年奔走于上海、杭州,为运河漕运保驾护航,扶危解困,曾威震京杭大运河沿岸,扬名上海、杭州江南一带。

走水镖,不仅要有过硬的功夫,而且要有水上的各种技能,驾舟行船如履平地,水中搏斗能“翻江倒海”,犹如《水浒传》的阮氏三兄弟和“浪里白条”张顺,精通水战步战和夜行术,特别是轻功是必不可少的,在船上交手,船舶摇摆不定,如遇上风浪,更是险象环生,要求走镖者身轻如燕,腾挪闪转,矫健灵活,甚至要泅水格斗。谢家镖局的当家人是当地著名拳师谢玉田,他曾在台儿庄清真寺闭门苦练13年,刀、枪、剑、戢等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最善用虎头双钩、拐子棍及双刀。因轻功十分了得,江湖人送外号“草上飞——谢黑虎”。1898年,谢玉田在地处台儿庄运河东岸谢府内成立了谢家镖局,建有谢家码头。

镖局是个很特殊的行业,要想立住脚,打得开,必须要有官府做靠山,在江湖上要与绿林有密切的关系,自身要有过硬的功夫。谢家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加之谢玉田,谢玉和、谢玉春“谢氏三兄弟”又有骁勇无敌的武功,门徒遍布沿运各地,鲁、苏、皖几省武林高手经常来拜会造访,所以开局后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当时,镖局的主要业务是水路的物镖和陆路的银镖,水路主要是对运河河道上一些运粮商船的保护,陆路主要是受官方和富人的委托押送一些饷银和贵重物品运到外地。谢家镖局沿运河走镖,惩恶扬善,保障漕运安全,威震江湖。

1913年春天,谢玉田携镖局十余人途经上海。上海港有个地痞叫汪得汉,欺行霸市,横行一方,南来北往的商贾往往忍气吞声,被迫向其缴纳保护费,谢玉田早就看不惯汪的所作所为。恰巧,这次汪得汉在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张家花园摆设擂台,已连胜几天,气焰嚣张。刚直的谢玉田听后义愤填膺,决心杀杀汪得汉的威风。

第二天上午,谢玉田和师弟沙景洪等来到张家花园,看到擂台上汪得汉正在口出狂言,指着台下叫阵,台下观众人山人海,可没有人敢应战。谢玉田二话没说,飞身跃上擂台,与汪签了生死状,开始比武。两人你来我往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谢玉田凭着过硬的本领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台下观众对汪的行为恨之入骨,纷纷为谢叫好加油,谢玉田更是精神抖擞,越战越勇。而对方一看不能速胜,知道来者不善,未免有些心虚急躁,阵脚有些混乱。谢玉田瞅准汪的一个破绽,飞起一脚正中汪的胸口。这一脚准、狠、稳,汪得汉受到重创,接连倒退几步,站立不稳,重重地摔倒在地,许久没有爬起来。这时,台下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谢玉田打擂获胜,载誉而归,官府和各界名流纷纷致贺,民众奔走相告,成为当时鲁南苏北一带特大新闻。此后几年间,汪得汉又来台儿庄谢家两次和谢玉田单独交手,均被谢打败,输得心服口服。

从此,谢家镖局扬名京杭大运河,一些水盗闻风丧胆,望而却步,不敢招惹谢玉田。所以运河上的商船大多找谢家镖局押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