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ICO(Initial Coin Offering,即首次币发行),清理整顿ICO平台并组织清退ICO代币。时隔一年,一场关于虚拟货币以及ICO的整顿清理措施正在进一步升级。

针对虚拟货币和ICO的监管,据悉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整治办”)将对124家服务器设在境外,但实质面向境内居民提供交易服务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网站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加强对新摸排的境内ICO及虚拟货币交易相关网站、公众号等处置;从支付结算端入手持续加强清理整顿力度。目前,各地摸排出的国内88家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85家ICO平台基本实现无风险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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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币方式花样多

早在一年前,ICO就被监管叫停。在去年9月的公告中,监管将ICO定义为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如今,在ICO之外,发币又出现了花样翻新的形式。

“一些不法分子还以ICO、IFO、IEO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以IMO方式进行虚拟货币炒作,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五部门在风险提示中表示。

据了解到,IFO即(Initial Fork Offerings),通俗来说,即为“分叉币”。据业内人士介绍,分叉可以简单理解为“路线竞争”,由于比特币社区内部对比特币未来产生不同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一方在原有基础上运行新版本的协议,“硬分叉”即产生。

最知名的“分叉币”为“BCH”,这是一种从比特币分叉而来的新币。2017年8月,BCH区块链成功在区块478559与主链分离,在发展过程中,成为支持者众多的市场主流币种。

不过,这一原本正常的模式逐渐偏离了轨道,成为发行新币的手段。由于主导分叉币的团队可以获得领导特权,以及分配权利,这种经济诱惑使得大量的分叉币纷纷出现,仅比特币的分叉币就有BCH(比特现金)、BTG(比特黄金)、SBTC(超级比特币)、GOD(比特币上帝)等多个币种。以太坊等其他虚拟币也存在大量的分叉行为。原有的“路线竞争”异化为了“变相发币”。

IEO则指以交易所为核心发行代币,例如币安的BNB、火币的HT、Fcoin的FT等等,上述币种被认为“锚定”了交易所的发展,因此受到投资者追捧。

以Fcoin的FT为例,在平台交易可以获得FT,持有FT的用户,可以分享交易所的手续费收入,分红比例高达80%,后期达到100%,用户持有FT每日就可以获得固定收益。不过,用户通过交易BTC、ETH产生的手续费以对应的FT返还,实际上项目方以FT置换了其他数字货币。

由于模式的稀缺性,FT的价格水涨船高,一度较发行价上涨近百倍。

币安创始人赵长鹏曾在微博上“炮轰”这种交易挖矿模式,直指“交易挖矿”不但是变相ICO,而且是高价ICO。在价格一度飙涨百倍后,目前FT已经崩盘,从最高的7元附近回落至0.34元,暴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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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下线“拉人头”

靠发展下线、“拉人头”牟利的传销模式,也搭上虚拟货币的“风口”,让为之着迷的一批人坠入犯罪的深渊。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1日公布的一则刑事裁定书,还原了虚拟货币“购派币”背后的传销套路。2016年上半年,廖某、胡某、沈某与陈某、吕某等人借网络虚拟货币“购派币”之名,以GreenPowertechnologyDevelopment为公司名(简称GTPD),制作了“购派币”交易网站,并制订网站交易购派币的相关规则。

该公司通过提供7种不同级别“购派币”的“矿机”租赁服务,要求参加者租用“矿机”取得会员资格,对应的购买金额为0.65万至52万元不等。每名会员至少要租用一台“矿机”,不同等级的“矿机”每天能产生不同数量的“购派币”。

同时,网站向会员提供VIP1至VIP7不同级别的账号。会员可以通过租用矿机以及发展下线,升级VIP等级。VIP等级提成从5%至25%不等。另外,该公司鼓励加入的会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每发展一名下线,均能获得不同比例的“购派币”回扣奖励。而会员账户内的“购派币”,可以在网站上交易,或会员间相互转让。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公司内部,成员分工明确。法院判决认定,GTPD在无任何实体经营活动情况下,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发展下级会员获取利益回报。其中,胡某操控公司的整体运作、宣传、“购派币”营销网络的程序设定、后台维护修改;吕某、陈某专门负责在内地授课宣讲,同时接受胡某指令,部署相应的传销活动,接收会员注册租赁矿机的费用等;徐某负责将胡某、沈某等人骗取的钱款转换成台币转移。

裁判文书显示,章某作为常州市地区的总负责人,与胡某等人一起在常州发起成立该组织体系,并通过宣传、上课、介绍等方式不断发展下线,进行网络推荐。截至2017年4月20日,常州地区形成了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返利依据的组织体系,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达到40人、层级达到6级,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资金达651万余元。

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相关涉案人员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不法分子通过公开宣传,以‘静态收益’(炒币升值获利)和‘动态收益’(发展下线获利)为诱饵,吸引公众投入资金,并利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不断扩充资金池,具有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违法行为特征。”银保监会在前述风险提示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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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刮向结算端

宣传端的整治风暴很快就刮到了支付端。

8月23日,中国互金协会财经要闻一栏转发的文章中,接近国家互联网金融整治办人士表示,要从支付结算端入手持续加强清理整顿力度。指导相关支付机构加强支付渠道管理、客户识别和风险提示,建立监测排查机制,停止为可疑交易提供支付服务。

之后,腾讯和蚂蚁金服两大支付巨头双双表态要顺应监管要求。

8月23日,腾讯称已完成所有使用商户号进行虚拟币交易的清理。其主要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平台收款账号的收款功能,禁止其使用微信支付进行虚拟币交易收款;限制个人卖家账号的收款额度,仅满足日常社交业务使用,限制虚拟币相关交易收款。目前已完成所有使用商户号进行虚拟币交易的清理;对日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对进行中的交易进行风险严重程度评估,严重者或将采取直接拦截。

8月24日,蚂蚁金服透露,支付宝对于个人账户涉嫌虚拟货币交易的,会根据情节采取限制账户收款功能甚至永久限制收款等处理措施。接下来,支付宝和蚂蚁金服会继续严密监控排查涉及虚拟货币的场外交易行为,对重点网站和账户建立巡查制度。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邓建鹏认为,支付端的拦截主要是针对虚拟货币的场外交易。自去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后,国内虚拟货币交易所基本被清退,多数交易所转战国外,场外交易也成为主要的法币交易通道。即由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提供担保和撮合服务,交易双方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行卡等方式进行交易。

“两个支付机构掐断场外支付渠道,很容易给场外的违法违规交易造成障碍,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成交的可行性。但是否能彻底地阻断场外交易,就不好判断了,还要看其坚持的时间和最终效果。”邓建鹏说。

继腾讯、蚂蚁金服两大支付巨头掐断虚拟货币的场外支付渠道后,百度也加入了对币圈的全面封锁,往日热闹的币圈吧、数字货币吧、虚拟货币吧等贴吧被全部封禁,就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币项目贴吧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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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将持续加码

互联网巨头对虚拟货币杀伐决断的背后,是持续加码的监管政策。

8月22日,北京市朝阳区金融社会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各商场、酒店、宾馆、写字楼等地不得承办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推介宣讲等活动。

8月23日,江苏省金融办则全面梳理省内各类金融风险,向13个设区市政府分别发函,提示包括特定风险点在内的风险,督促逐一建档、逐项处置。虚拟货币、ICO、校园贷在整治范围之内。

8月24日下午,银保监会、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文件指出,近期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侵害公众合法权益。此类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

有媒体报道称,在历次监管虚拟货币的官方文件中,这是第一次出现公安部的身影,位列银保监会和中央网信办之后。这也是第一次在“虚拟货币”之外,点出有人以“区块链”的旗号来进行风险集资。

“所谓的区块链行业媒体、区块链融资项目等多为集资诈骗。据我们调研发现,披着“区块链”外衣行集资诈骗之实的项目比例能达80%以上。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侵害了中国公民的财产权益,因此公安部的介入非常有价值和意义。”邓建鹏说。

邓建鹏认为,监管之所以在此时加码,是因为从去年9月4日以后,中国的ICO就渐渐沉寂下来,但从2018年1月以来,很多所谓的区块链项目纷纷迁至海外,针对中国公民进行募资,然后在海外发行ICO。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导致监管层加码整治。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盛松成近日表示,ICO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用传统法律看,ICO具有众筹、募集资本的功能,放任发展不予以监管有较大的潜在风险。大量的没有前途的项目甚至本身就是欺骗,不仅让投资者承担巨大风险,也让真正区块链创业的团队颇多抱怨,实际上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

“政府部门的大力监管对区块链行业是好事,通过治理ICO,驱逐数字劣币,可以让区块链发展的更加稳健。”盛松成预计,未来中国对ICO的项目监管还会更严。

(综合新京报、中国经营报、法制周末相关报道)